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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言直谏的明代言官,为何会在王朝后期走向腐朽?


文章作者:www.shwyscale.com 发布时间:2019-08-26 点击:584



  明代的言官常因气节之盛而为后人津津乐道,也有许多言官因直言敢谏、刚正不阿、清正廉洁而名垂青史。但在明中后期,特别是嘉靖、隆庆、万历时期,言官群体不断分化瓦解,大量言官卷入了腐朽蜕变的漩涡,变得敷衍塞责、贪污腐化、明哲保身、趋炎附势、党同伐异、混淆国是,从某种程度来说,言官群体的堕落加剧了明中后期的政治腐败,加速了明朝的衰亡。言官群体为何会在明中后期发生如此大的转变?

  

  1.言官制度的崩坏

  自明初太祖等人在前代台谏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言官制度以来,这套制度曾在明前期得到过良好的运行。但明中叶以后,言官制度却日趋崩坏。

  首先,言官的选任出现了问题。明初言官考选严格,制度缜密,对担任言官者要求极高,但明中叶以后,言官选拔逐渐随意起来,或专以某一“特长”取人,或全凭亲缘贿赂。比如成化初“给事中之选,则专取姿貌雄威”者,以貌取人;嘉靖时唯资历选用;万历时选拔不仅将“率择才性便给、工谄媚、善迎者授之”,甚至使考试完全成为形式,批卷还未结束,录取名单便出来了。

  言官选用制度的崩坏直接导致言官队伍的质量受到严重影响,万历时的御史陈登云上疏时曾痛切地指出:“二十年来,以刚直擢京卿者,百止一二耳!背公植党,逐嗜乞怜,如所谓七豺、八狗者,言路顾居其半。夫台谏为天下持是非,而使人贱辱至此,安望其抗颜直绳,为国家锄大奸、歼巨蠹哉!”认为在言官队伍中刚毅正直的不足十分之一,奴颜媚上的反占了一半。

  其次,言官的数量也得不到保证,特别是万历以后,言官大多缺额不补。正常情况下,明代言官队伍总人数在二百人左右,各科、各道人数均有具体要求。但明中叶后,往往不循规制,缺陷缺额也不增补。如嘉靖九年,“六科在任止二十一员,共缺三十七员”;万历二十五年,“台省新旧人数不足当额设之半”;万历末年“六科止四人,而五科印无所属。十三道只五人,一人领数职。在外巡按,率不得代”。言官缺员如此严重,日常事务自然有诸多废弛。

  

  万历皇帝

  2.言官信仰发生动摇

  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及社会上弥漫着的奢靡之风不断冲击着当时的政治生活,也不断冲击着一向以清正廉洁、刚正不阿著称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群体,使得“政以贿成,官以赂授”及“群臣风靡,罔识廉耻”成为明朝官场的一种常态。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评论这一时期的士风时痛心疾首:“廉耻风衰,君师道丧,未有如斯之酷烈也。”嘉靖时期的曾钧也感叹士风日下、人心不古:“古者大臣虑周四方,今则守局循常矣;古者大臣恭俭率物,今则穷奢竞靡矣;古者大臣被论,惶恐待罪,今则强辩伤体矣;古者大臣同寅协恭,今则交恶相倾矣。”

  作为士大夫的一部分,言官也不可避免地被时代变迁中到处奔涌的腐败浪潮挟裹进去,从而随波逐流,甚至变本加厉地腐败起来。蜕变的言官或放弃刚正不阿、耿直敢言的气节;或沽名钓誉,故弄玄虚;或怙势恃力,混淆国事。此种言官、此种士大夫如何还能肩负起澄清吏治、整肃风气的重任?

  3.专制皇权的摧抑打击

  在中国古代皇权极度膨胀的背景下,言官能否发挥作用及能多大程度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本人的态度。总体来说,明前期的皇帝尚能虚心纳谏,鼓励直言;但明中叶以后,特别是嘉、隆、万时期,皇帝不喜谠言、厌薄言官,要么对言官摧辱杀戮,要么将言官的谏议束之高阁,不仅使得言官的直言敢谏失去了意义,还使得间接鼓励了“以敢言为轻率,以缄口为得体”的风气。

  以万历朝为例,神宗不喜言官,以至“平日遇颂必多喜,遇谏诤必多怒”。有时责怪言官干涉宫闱,严谴立至,“帝一怒而斥谏官十一人,朝士莫不骇叹”;有时借口言官不认真履行职责,对言官进行惩罚,“以言官不举发,贬黜者三十余人”;有时趁大计清除言官,“帝以军政故,贬两京言官三十余人”。

  这种时不时的惩罚更使得言官们更无所适从。南京兵部主事赵世卿曾直言到,“然此诸人岂尽集诟无节,忍负陛下哉?亦有所惩而不敢尔。如往岁傅应桢、艾穆、沈思孝、邹元标皆以建言远窜,至今与戍卒伍。此中才之士,所以内身顾恤,宁自同于寒蝉也”,明确地指出皇权摧抑对言官蜕变的恶劣影响。

  

  海瑞画像

  在皇权不断压抑、言官制度日趋崩溃及社会风气逐渐奢靡等诸多因素影响下,言官群体也日渐分化乃至分崩离析。部分忠直的言官在棒喝与冷遇中,或身死、或贬黜,剩下的心灰意懒,丧失抱负。更多的言官则在同僚的鲜血与呻吟中战栗发抖,最终纷纷屈从阿顺皇权,随同溃烂的明王朝一起走向腐败衰竭的深渊,不得不说是传统士大夫和中国古代王朝的悲哀。

  参考文献: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王夫之:《船山遗书》,上海:上海太平洋书社,1933年;

  蔡明伦、夏莉芳:《明中后期言官蜕变的原因》,《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明代的言官常因气节之盛而为后人津津乐道,也有许多言官因直言敢谏、刚正不阿、清正廉洁而名垂青史。但在明中后期,特别是嘉靖、隆庆、万历时期,言官群体不断分化瓦解,大量言官卷入了腐朽蜕变的漩涡,变得敷衍塞责、贪污腐化、明哲保身、趋炎附势、党同伐异、混淆国是,从某种程度来说,言官群体的堕落加剧了明中后期的政治腐败,加速了明朝的衰亡。言官群体为何会在明中后期发生如此大的转变?

  

  1.言官制度的崩坏

  自明初太祖等人在前代台谏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言官制度以来,这套制度曾在明前期得到过良好的运行。但明中叶以后,言官制度却日趋崩坏。

  首先,言官的选任出现了问题。明初言官考选严格,制度缜密,对担任言官者要求极高,但明中叶以后,言官选拔逐渐随意起来,或专以某一“特长”取人,或全凭亲缘贿赂。比如成化初“给事中之选,则专取姿貌雄威”者,以貌取人;嘉靖时唯资历选用;万历时选拔不仅将“率择才性便给、工谄媚、善迎者授之”,甚至使考试完全成为形式,批卷还未结束,录取名单便出来了。

  言官选用制度的崩坏直接导致言官队伍的质量受到严重影响,万历时的御史陈登云上疏时曾痛切地指出:“二十年来,以刚直擢京卿者,百止一二耳!背公植党,逐嗜乞怜,如所谓七豺、八狗者,言路顾居其半。夫台谏为天下持是非,而使人贱辱至此,安望其抗颜直绳,为国家锄大奸、歼巨蠹哉!”认为在言官队伍中刚毅正直的不足十分之一,奴颜媚上的反占了一半。

  其次,言官的数量也得不到保证,特别是万历以后,言官大多缺额不补。正常情况下,明代言官队伍总人数在二百人左右,各科、各道人数均有具体要求。但明中叶后,往往不循规制,缺陷缺额也不增补。如嘉靖九年,“六科在任止二十一员,共缺三十七员”;万历二十五年,“台省新旧人数不足当额设之半”;万历末年“六科止四人,而五科印无所属。十三道只五人,一人领数职。在外巡按,率不得代”。言官缺员如此严重,日常事务自然有诸多废弛。

  

  万历皇帝

  2.言官信仰发生动摇

  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及社会上弥漫着的奢靡之风不断冲击着当时的政治生活,也不断冲击着一向以清正廉洁、刚正不阿著称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群体,使得“政以贿成,官以赂授”及“群臣风靡,罔识廉耻”成为明朝官场的一种常态。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评论这一时期的士风时痛心疾首:“廉耻风衰,君师道丧,未有如斯之酷烈也。”嘉靖时期的曾钧也感叹士风日下、人心不古:“古者大臣虑周四方,今则守局循常矣;古者大臣恭俭率物,今则穷奢竞靡矣;古者大臣被论,惶恐待罪,今则强辩伤体矣;古者大臣同寅协恭,今则交恶相倾矣。”

  作为士大夫的一部分,言官也不可避免地被时代变迁中到处奔涌的腐败浪潮挟裹进去,从而随波逐流,甚至变本加厉地腐败起来。蜕变的言官或放弃刚正不阿、耿直敢言的气节;或沽名钓誉,故弄玄虚;或怙势恃力,混淆国事。此种言官、此种士大夫如何还能肩负起澄清吏治、整肃风气的重任?

  3.专制皇权的摧抑打击

  在中国古代皇权极度膨胀的背景下,言官能否发挥作用及能多大程度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本人的态度。总体来说,明前期的皇帝尚能虚心纳谏,鼓励直言;但明中叶以后,特别是嘉、隆、万时期,皇帝不喜谠言、厌薄言官,要么对言官摧辱杀戮,要么将言官的谏议束之高阁,不仅使得言官的直言敢谏失去了意义,还使得间接鼓励了“以敢言为轻率,以缄口为得体”的风气。

  以万历朝为例,神宗不喜言官,以至“平日遇颂必多喜,遇谏诤必多怒”。有时责怪言官干涉宫闱,严谴立至,“帝一怒而斥谏官十一人,朝士莫不骇叹”;有时借口言官不认真履行职责,对言官进行惩罚,“以言官不举发,贬黜者三十余人”;有时趁大计清除言官,“帝以军政故,贬两京言官三十余人”。

  这种时不时的惩罚更使得言官们更无所适从。南京兵部主事赵世卿曾直言到,“然此诸人岂尽集诟无节,忍负陛下哉?亦有所惩而不敢尔。如往岁傅应桢、艾穆、沈思孝、邹元标皆以建言远窜,至今与戍卒伍。此中才之士,所以内身顾恤,宁自同于寒蝉也”,明确地指出皇权摧抑对言官蜕变的恶劣影响。

  

  海瑞画像

  在皇权不断压抑、言官制度日趋崩溃及社会风气逐渐奢靡等诸多因素影响下,言官群体也日渐分化乃至分崩离析。部分忠直的言官在棒喝与冷遇中,或身死、或贬黜,剩下的心灰意懒,丧失抱负。更多的言官则在同僚的鲜血与呻吟中战栗发抖,最终纷纷屈从阿顺皇权,随同溃烂的明王朝一起走向腐败衰竭的深渊,不得不说是传统士大夫和中国古代王朝的悲哀。

  参考文献: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王夫之:《船山遗书》,上海:上海太平洋书社,1933年;

  蔡明伦、夏莉芳:《明中后期言官蜕变的原因》,《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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